吸毒前科艺人从业界限的含笑规范难题，迫切需要法治层面的直播明确指导。

▲曾因吸毒被拘留的艺人含笑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再度引发网友举报。串被图/极目新闻

作者 | 王仁琳

曾因吸毒被拘留的举报艺人含笑，再度遭人举报。有前此次风波源于他于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售卖手串。科艺

据极目新闻报道，人还11月22日晚，含笑该平台客服人员向记者回应称，直播对于被相关部门及互联网平台禁限的卖手劣迹艺人，平台严禁其开展直播带货活动，串被但并非所有有违法记录者都一律禁止参与互联网相关工作。举报

2009年，有前含笑因吸毒被警方行政拘留。科艺此后，她接受了为期三年的戒毒监管，期间表现积极，曾被评为“北京市戒毒形象大使”。2023年，其参演热播剧《狂飙》的消息曝光，但片中所有戏份均被删减。

关于此次直播带货遭举报一事，平台方面的回应依旧模糊不清。含笑是否还能开展直播带货，表面看是个具体个案，实则暴露出当下对于有吸毒前科艺人从事演艺及商业活动的界限问题，仍缺乏明确的法治规范，亟需在法律层面予以清晰界定。

行政处罚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有合理的限度（）

含笑因吸毒所受处罚为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行政拘留属行政处罚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

根据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比例原则，行政处罚的种类与幅度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其法律后果须保持合理限度。（）

行政拘留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本身具有法定期限，其法律效果不应无期限延伸。即使是对已判刑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亦依法享有重返社会的权利。而对于仅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人，更不应毫无例外地实施终身职业禁止。

当然，针对公务员、警察、教师等特定职业，法律规定了对有犯罪前科人员的从业限制，此类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公职行为的廉洁性、权威性以及教育行业的示范作用。

例如，《警察法》规定，有犯罪记录或曾被开除公职者，不得担任人民警察。同样，《公务员法》也明确，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

刑法中还规定了一种职业禁令：对于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实施违背职业特定义务的犯罪并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犯罪情节及预防再犯的实际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至五年。

例如，实施过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对常规的谋生途径应留出一定的生存余地

2023年初，含笑因复出演播剧《狂飙》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当时有观众注意到，剧中饰演毒贩“钟阿四”的演员正是曾有吸毒前科的艺人含笑。

对此，剧组声明始终秉持对涉毒行为零容忍的立场，并保留对相关人员及其聘用环节追责的权利，将通过法律手段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含笑随后发文致歉，然而其在《狂飙》中的所有戏份均已被全数删减。

剧组的这一安排无疑既妥当又必要。然而，演员的表演工作与直播带货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从传统视角来看，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销售模式，其核心仍属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营销活动。就职业性质而言，线上带货主播与线下叫卖的小贩或是实体店销售人员，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一名商品销售人员，本身并不具有公权力性质，也无特殊的公众示范责任。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网络营销”并未被明文列为吸毒前科人员的禁入行业。

当前，多地禁毒条例仅将“吸毒前科艺人”列入限制范围，禁止其以主创身份参与影视演出、广告代言等演艺活动，但尚未扩展至普通销售岗位——即便在演艺领域，也未实行全面禁入，例如作为非主创的幕后工作人员便不在禁止之列。

这种严格的划分，体现出法律对职业特质差异的精确把握：对于具有强烈文化导向的前台表演活动须加以严格规范，而对一般的生计途径则应留出适度空间。

因此，若将行业自律中的道德评价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从业禁止，可能就会对劳动者的就业权利造成过苛的限制。

核心在于明确直播带货的法律性质

诚然，有观点指出，艺人借助直播重获公众关注，本质上具备“复出”的效果。从实际来看，艺人群体的职业属性确实使他们的直播间在公众影响力方面远超寻常的销售岗位。

回到个案本身，含笑累计吸引的近220万粉丝中，有多少人是因其艺人身份而非销售员身份而关注，目前尚无明确数据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直播带货确实借助了艺人身份的优势，且账号认证信息中依然标注着“演员、歌手”等身份标识。

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凡是涉及公民权利之限制或缩减者，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得以行业自律机制或行政规范取而代之。

不妨问问：戒毒康复人员能否在便利店担任店员？多数人或许并不会反对。可当一位戒毒康复人员出现在线上直播间做带货主播时，为何仍被举报，甚至招致舆论场中诸多“封杀”呼声？这正是现实中的一个真实困境。

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直播带货的法律定性——它究竟是依托商品展开、蕴含文化示范功能的演出活动，抑或以促销为核心的商业展示行为？

倘若直播带货被法律规定明确归类为新型演出形式，那么直播间内的主播便须遵守演艺行业的相关法规，并受到广告法等相关规范的制约。

法治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于对底线的坚守，也彰显于对悔改者的包容。作为公民，戒毒康复人员的合法就业权利理应得到保障。《禁毒法》明确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国家相关部门也持续推进戒毒人员就业安置政策，协同落实帮扶举措。

直播售卖手串遭举报，含笑还能否再笑下去？面对缺乏清晰法律定义的现实困境，作为直接责任人平台，也不得不陷入模糊其辞、避重就轻的境地。

未来应通过立法构建分级管理制度，清晰界定演艺行业与直播行业从业者资格的限制范围，推动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由柔性规范升级为法律层面的硬性要求，从而遏制平台审核的任意性及执法尺度的不一致问题。

在健全从业限制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应保障有违法记录的演艺人员通过转向幕后工作或从事普通职业等方式回归社会、重获新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禁毒防线与社会包容的有机统一，让法治不仅维护社会正义，更体现人文关怀。

撰文 / 王仁琳（法律学者）

编辑 / 柯锐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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